现代水利周刊：让决策者和公众深刻认识“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需要做哪些工作?
王浩：一是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在水利改革和发展中，要高度重视法制建设。通过认真贯彻水法、水土保持法、河道管理条例、防汛条例、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的水法律意识，坚决制止为谋求局部利益而不顾大局、各自为政、干扰和阻碍水资源统一管理的行为，把水事行为纳入法制轨道，保障水利改革发展的顺利进行；
二是要宣传水、报道水；强化水利文化。通过宣传和报道水来提高公众对水的认识，增强社会公众珍惜水、爱护水、节约水的意识，让人们了解水的重要性及各种保护水资源的措施。水利宣传工作必须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充分发挥水利文化的舆论导向功能，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出发，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宣传手段，全方位地向社会广泛传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保理念和科学发展观，努力取得社会各界对水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
三是转变决策者和公众对水的认识。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水是自然界的产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实际上，人们使用的水需要经过多个工程：取水工程、输水工程、水处理工程、污水收集工程、污水处理工程等等，而且由于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用水量又相对均匀，更加大了供水难度。因此，需要加大教育力度，扭转公众对水的认识，促进节约用水。
四是要建立合理的水价体系。目前在大多数城市，水价普遍偏低，造成浪费水现象大量存在，而地方财政长期补贴水价，不但资金使用没有效率，也助长了用水浪费行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应提高水价，使水价真正反映生产成本、环境成本和资源稀缺成本，增强用户的节水动机，同时，政府也应由对水价或企业的补贴转向对低收入用水户补贴。

现代水利周刊：在这一科学论述指导下，全社会无疑将更加重视水，更加重视水的开发、利用、节约、保护。那么，到“十二五”末或2020年，我国水的总体状况将会是什么样子?
王浩：经过分析和预测，到2020年，我国的工业需水、农业需水、生活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的总量大致如下：
工业需水。影响工业需水的因素主要有工业产品的结构与规模、工业总产值、生产工艺、生产设备及技术水平、节水技术等。其中，工业结构对工业用水增长长期趋势有明显作用。工业门类众多，各部门耗水规模及万元产值耗水量相差很大，而工业结构在工业化过程中变化很大。笼统地根据工业总规模(如总产值)并不能确定用水的长期趋势。因而，对工业用水量增长长期趋势的分析，不仅要依赖于对增长速度、产值规模的正确判断，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结构演变规律的深刻理解和对未来工业结构正确的识别判断。根据万元工业产值用水量降低及工业用水重复率提高法，预计到2020年我国工业用水总量约为1605亿立方米。
农业需水。驱动农业需水增长的内在动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人口增长，因为各类需水无一例外均由人类活动所引起，故需水总量与人口增长应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而城市化进程和入口增长的地区分布将影响到需水的格局。其次在相同人口条件下，经济发展的总体规模、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将显著地影响需水量的大小和需水结构的变化趋势，无论是人口增长还是经济发展，在长期过程中均呈现明显的阶段性。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长期过程需水增长的阶段性变化。除了内在驱动因素，需水增长还受水资源条件、水市场和水管理政策等外部因素制约。通过对各流域历史数据统计，运用线性回归方法，我们预测，到2020年各流域农业需水总量为4224亿立方米。
生活需水。生活需水量的预测要考虑人口增长与城市化进程等因素。生活用水分城镇和农村两类，根据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技术的要求，城镇生活用水包括居民家庭用水和公共用水(含商业、建筑业、流动人口、环境、旅游用水等)，农村生活用水包括农民家庭生活用水和家养牲畜用水。采用人均日用水量预测方法，预计2020年全国生活需水量达872亿立方米。
生态环境用水。国内目前研究生态环境用水多集中在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以及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和问题严重的干旱、半干旱和季节性干旱的半湿润区。生态环境需水分为河道内和河道外两部分，河道内生态需水主要考虑河流生态系统需水、输沙用水、河口维持盐度环境和生境的需水等，其用水量与洪水等有一定的重复，一般通过阈值调控。河道外生态用水主要包括河道外湿地、绿地等的用水，是生态需水预测的主要计算对象。根据最新批复的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2020年全国河道外生态环境需水量约为264亿立方米。
总需水量。基于最新批复的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成果，2020年全国总需水量(不包括河道内生态需水)将达到6965亿立方米。
中国水资源需求量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动符合库兹涅兹曲线规律，即呈现出一个“倒U”字形变化，水资源需求量的增长弹性有下降到零甚至为负的趋势。水资源需求量在2030年左右达到顶点，此时水资源供需矛盾最为严重，此后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水资源需求量逐渐下降，而水资源供给能力不断增强，到2050年水资源供需达到平衡。因此，从水量上分析，中国的水资源安全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当然这个结论是建立在未来人类社会活动不再产生进一步危害的前提上的。如果建立了可行的水资源制度体系，人类的取、用、排水行为得到有效控制，节水设施和技术的普遍推广，水资源保护力度加大，则未来水资源需求量的经济弹性可能因为制度因素进一步下降，用水的高峰可以提前到来，水资源的供需平衡也可以早日实现。

现代水利周刊：按照中央这一新提法，下一步国家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应采取哪些措施，保护好生命之源，保障人类生产活动所需之水，保护与修复好水生态系统。
王浩：水资源既具有流动、循环、关联、有限、不确定、不均匀、多态等自然特征，又具有稀缺、多用途、不可替代、二重性和外部性等经济社会特征。这些决定了水资源问题的复杂性。只有切实解决如何将水资源的正、负外部性“内部化”，避免“公水悲剧”的问题，才能保障中国水资源的安全性，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解决中国水资源问题，提高中国水资源安全性，靠单一的学科攻关不行，单一的部门不行，应该着眼于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构建和完善一个若干制度子系统相互配套的制度保障体系，实现水资源高效地优化配置。具体建议如下：一是推行“三条红线”，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二是健全水功能区管理和水资源保护责任人制度；三是完善流域水量分配及管理制度体系；四是创建新型的水资源价格管理和协商机制；五是建立和完善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审批制度；六是建立健全有利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水利投融资机制；七是完善水利科技创新体系和技术推广应用体系。